长12.5厘米，宽8.0厘米。
1984年乐清市白石镇杨柳滩遗址出土。
刀是一种砍伐工具。该石刀形状为长方形，两面扁平而略有弧度。刀刃为圆弧形，双面磨刃，十分锋利。上方接近中间位置，打钻3个两面往中间对钻的圆孔，用以绑牢。石质坚硬，呈灰黑色，磨制得十分精致，说明温州原始人制作技术高超。
新石器时代晚期三孔石刀
长12.5厘米，宽8.0厘米。
1984年乐清市白石镇杨柳滩遗址出土。
刀是一种砍伐工具。该石刀形状为长方形，两面扁平而略有弧度。刀刃为圆弧形，双面磨刃，十分锋利。上方接近中间位置，打钻3个两面往中间对钻的圆孔，用以绑牢。石质坚硬，呈灰黑色，磨制得十分精致，说明温州原始人制作技术高超。
长17.5厘米，宽3.8厘米，厚2.5厘米。
1982年乐清市白石镇杨柳滩遗址出土。
锛是一种生产工具，装上木柄后可以砍伐、刨土。该石锛采用硅质泥岩制作，磨制得十分精致。形状为细长条形，正面平直，单面磨出平刃。背面上部如同台阶，故名“有段石锛”，使用时便于绑牢在木柄上。这种有段石锛在东南沿海环太平洋的很多遗址都有出土，反映了频繁的文化交流与传播。
圆箍高1.8厘米，外径3.2厘米，内径2.8厘米。
2003年鹿城区藤桥镇上戍乡曹湾山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第23号墓出土。
这是一组不同形状的青白玉片，共10片，原应镶嵌于一件柄形漆器的中部，发掘现场残留有红色漆痕。柄形漆器是好川文化独具特色的器物，可能是象征权利地位的礼器——权杖，可见，这些玉片的身份尊贵。其中，三重台阶状玉片象征祭坛，是好川文化独有的玉饰片，受到了良渚文化的影响。大家仔细观察，还会发现其中的一片小玉片形状象小鸟。这些玉片体现了新石器时代温州高超的玉器加工制作技艺。
高14.7厘米，口径19.8厘米，底径11.3厘米。
2003年鹿城区藤桥镇上戍乡曹湾山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第14号墓出土。
这是一种盛放东西的陶质器皿。泥陶，质地细腻。外翻侈口；腹部折成二层，称为折腹；高高的粗把和底足。这种垂棱明显、镂有圆孔的陶豆是好川文化[ 好川文化是一支主要分布在瓯江流域距今4000年左右的史前文化，首先在瓯江上游的遂昌县好川村发现墓地遗址，故名，是继河姆渡、马家浜、良渚文化之后的又一种文化类型，主要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随葬典型器物如陶豆、陶鼎、几何形曲面玉饰片等，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 ]具有鲜明自身特征的典型陶器。
高52厘米，口径24.9厘米，底径21.7厘米。
1953年温岭市箬横镇出土。
该瓮器形硕大，制作规整。夹砂红陶，胎质坚硬。侈口，卷沿，短颈，圆肩，深腹，腹下敛收，平底。肩部对称塑贴锚形纹。器身遍饰斜方格纹、回字形方格纹、米格纹和篦划纹。底部拍印斜方格纹、篦划纹。
高28厘米，腹径23.6厘米，底径16厘米。
1972年瓯海区藤桥镇石埠村出土。
堆塑罐是流行于三国西晋时期的一种陪葬明器，因罐身上部堆塑有飞禽走兽和楼阁人物而得名，又称为“谷仓罐”“ 魂瓶”。该罐器身上端堆塑五个小罐。肩部四周堆塑十四个人物和狗、乌龟、小鸟等飞禽走兽。人物姿态各异，或站，或坐，或吹笙、击鼓、弹琴、裸舞、杂耍等，头戴高帽，高高的鼻子，貌似胡人。有趣的是，罐的腹部有四个小洞，每个洞口贴有一条温州滩涂常见的跳跳鱼（弹涂鱼）。该罐对于研究温州的民俗文化活动具有重要价值。
灶高12.6、长20.5、宽14.4厘米。井高14、口径9.5、底径11.5厘米。
1966年平阳县鳌江区种玉乡横河村西晋墓出土。
这是一组模仿现实生活器具与家禽家畜场景的随葬明器，是现实生活的缩微版，直接反映了西晋温州地区丧葬习俗，希望墓主在阴间能够继续过上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生活。根据这些明器，我们能够大致了解到当时人们的生活情形和家禽家畜饲养情况。
高19.5厘米，口径8.1厘米，底径11.2厘米。
1958年温州市郊双屿镇牛岭村雨伞寺东晋永和七年（351）墓出土。
鸡首壶，以壶嘴呈鸡首状而得名。该壶小盘口，束颈，球腹，平底。鸡首高冠引颈，昂首远眺。圆环形柄象征鸡尾。肩部还横贴对称桥形系。除底外，通体施半透明青绿釉，细润晶莹。褐彩装饰独特：盘口、鸡首冠、流口和柄上端绘饰褐彩斑。肩部弦纹上绘饰褐色点彩一周，然后以此为基线，以双系、鸡首、曲柄为起点或终点，向下点饰四条半环线，相互交叠成垂帘状，形成八个三角形区域，各区域内填饰联珠花一朵，纹样排列疏密得体。这种装饰图案在东晋青瓷中极为罕见，具有强烈的异国情调，很可能受到了当时佛教和外来艺术的影响。该鸡首壶造型规整，制作精致，是东晋瓯窑青瓷精品。
高18厘米，口径7厘米，底径12厘米。
1980年龙湾区状元镇状一村出土。
执壶主要用于盛装酒水。这是一件长沙窑的外销瓷器，器形、纹饰具有典型唐代特征。肩部、腹部圆润丰满，符合唐人审美观念。腹部装饰采用长沙窑常见的模印贴花技法：流下为仿木结构翘檐方形宝塔，刹顶和檐上缀有宝珠；两系下各饰一跳舞胡人，高冠，深目，浓须，穿胡服、着长统靴，飘带飞舞；贴花图案上和腹部置柄处加施大块褐彩斑。唐代长沙是中亚地区阿拉伯商人的集居地，瓷器大量外销。温州是当时重要的沿海港口。因此，这件执壶是研究唐代长沙窑瓷器外销途径和温州“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重要文物。
通高25.1厘米，口径5.1厘米，底径7.5厘米。
1983年温州市郊锦山土坑墓出土，浙江省农科院亚热带作物研究所吴明池捐献。
1995年5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组来温鉴定珍贵文物。当看到这件褐彩执壶时，都它被那独特清秀的造型和绚丽流畅的彩绘所深深吸引，连连赞叹：“太美了，真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一致将其定为国宝级文物。
执壶是古代的一种酒水器，亦称“注子”。这件执壶不仅造型修长挺拔，而且褐彩纹饰秀丽淡雅，不愧为瓯窑青瓷的艺术精华。腹部瘦长清秀，造型具有西亚波斯萨珊王朝金银器艺术风格。除颈部弦纹、腹部瓜棱纹、壶把缠枝卷草纹、联珠纹外，它的褐彩装饰最具特色。盖面褐彩为长圆果形和短斜线。腹部采用写实手法描绘蕨草类植物纹。在靠近壶嘴和壶把的部位绘以山石和茂密的蕨草，两面宽阔之处仅绘蕨草数株，中间两株亭亭玉立，枝叶舒展，曼妙多姿，给人以疏朗清新之感。锦山距温州城西约五里，山麓分布着唐宋时期瓯窑的代表性窑址群——西山窑址群。这件执壶应是西山窑产品，是温州“海上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物，具有极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高6.3厘米，口径24.7厘米，底径18.6厘米。
2008年温州市区百里坊口建筑工地出土。
笔洗是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之外的一种文房用具，是用来盛水洗笔的器皿。该瓷洗敛口，圆唇，弧壁，平底，口沿下饰弦纹一周。外壁施淡青色釉，表面粗糙，外底无釉呈淡朱红色。内壁近底处饰褐彩条纹，内底题写褐彩草书“万事皆道”四字，笔意流畅。《易经·系辞》载：“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明弘治《温州府志》载:“邹鲁之书达之天下，‘道学’二字则郡人王景山始发之，后四十余年而后二程出焉。……南渡以还，益衍而炽，有得于乡哲渊源者，有得于武夷讲授者，义理之奥，经制之业，甲于天下。”可见，“万事皆道”之“道”，是指“大道”，是无形的规律和真理。该瓷洗的褐彩铭文进一步拓展了我们对瓯窑瓷器丰富内涵的认识。
长33厘米，宽24厘米，厚3.5厘米。
1940年温州市区慈山叶适墓出土。
墓志的材质一般是石头的，这件墓志的材质却是龙泉窑青瓷的，因此极为罕见。它的正面、边缘施青绿色釉，厚润透明，玻璃质感强。背面呈深褐色。正面用褐黑色釉篆书“大宋吏部侍郎叶文定公之墓淳祐十年吉立”三行十八字。1961年，我国著名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见此墓志，惊为奇遇，赞叹道：“洵海内仅有之品，不独为龙泉窑器放一异彩也。”
这件墓志的来源较为曲折。1940年出土时断为两截，一匠人得到，出售给金石家谢磊明先生。1948年，位于市区杨柳巷的谢家遭受火灾，墓志被打碎。从瓦砾堆中找到后，经拼合修复，基本完整，但是左角下方缺损一小块。1950年，谢先生将墓志赠送市图书馆，后移交温州博物馆。
这件墓志的珍贵之处有两点：一是采用了当时龙泉窑最好的技术烧制。叶适祖籍龙泉。南宋淳祐十年（1250），恰是叶适诞生一百年，他的儿子叶寀翻修了叶适墓，并请人采用当时龙泉窑最先进的釉下彩工艺烧制了墓志。二是对于研究南宋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叶适具有重要意义。叶适（1150-1223），字正则，号水心。他将永嘉学派发扬光大，使其与当时的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鼎足而立。主张农商并重，通商惠工，义利并举，对温州的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墓志文字，可知叶适的谥号有“文定公”一说，从而补充了《宋史》“卒谥忠定”的记载内容，肯定了孙衣言、孙诒让父子的研究结论。
陶床通高22.8厘米，长22.2厘米，宽13.4厘米。
陶俑高16.2—22.1厘米。
1995年温州市郊仰义乡陈村普门山项思尧夫妇合葬墓出土。
这组陶明器出土时放置在项思尧墓门前，计有床、轿、衣架、巾架、脸盆等日用家具模型，书童、侍女、轿夫、挑夫、杂役等缩微陶俑，生动再现了墓主生前奴仆服侍、乘轿出行的生活情景。经高温焙烧后，硬度较高，保存尚好。雕工尚属到位，陶俑表情、姿态各异，书童持书、侍女提壶、轿夫抬轿，生动刻画出动态特征。项思尧（1522-1568），瓯海永强七甲人，生前系太学生。这组陶明器为研究明代温州地区家具和丧葬习俗提供了重要资料。
通高42.3厘米，虎钮高5.8厘米，底部口长径17.5厘米。
1936年黄岩县路桥镇出土，温州博物馆首任馆长方介堪先生捐赠。
錞于是一种军乐器，往往与鼓配合使用。《周礼·地官》载：“以金錞和鼓” 。它是巴民族最具特征性的打击乐器，以现在的鄂西、川东巴人故地发现最多。 这件錞于形状上大下小，近似桶形；顶部中央铸有一只老虎，呲牙裂嘴，气势凶猛，充分显示了工匠高超的艺术想象力。錞于在浙南地区出土极少，温岭市大溪镇西汉大墓出土有陶质錞于。这件錞于对研究东瓯国青铜铸造技术、东瓯国与巴国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
纵10.1厘米，横7.5厘米，重37.9克。
1992年鹿城区人民路水仓组团基建工地窖藏出土。
该金叶子为多层薄薄的“金箔”叠压，然后正面朝背面沿边折叠。正面右半边四角各有一处压印铭文“霸北街西”，中间有一处压印铭文“韩四郎十分金”；左半边右角和背面有铭文的压印痕。据《咸淳临安志》记载，霸北位于今杭州市西湖以东、吴山以北的修义坊附近。南宋临安城内有上百家金银铺，韩四郎金银铺是其中一家。因此，该金叶子应是临安制作后携带或流通到了温州。它的重量接近40克，相当于黄金一两，可以兑换铜钱35千文。同时出土的还有金凤凰、金钏、银钏、金钗、银钗、银戒指圈等妇女妆饰用品和银铤货币，盛装于酱釉瓷罐内。这些金银器和货币为研究南宋温州城市和社会经济状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长30厘米，宽17.2厘米，厚8.5厘米。
1896年平阳县宜山（今属苍南县）鲸头村石下山麓出土。
买地券是一种特殊的土地买卖契约文书，券文刻写于石、玉、陶、铁、铅、木等材质上面，埋于地下作为替死者购买阴宅、冢地的凭证。它的产生源于鬼神信仰。这件石买地券呈长方砖形，正面阴刻篆书文字8行106字。内容主要是记载墓主、买地时间、东南西北方位、价格等。可知，墓主是立节都尉朱曼（晋陵丹徒，今江苏常州人）的妻子薛氏（江苏沛郡薛综之女），朱曼是三国时吴国景帝孙休的中书舍人。东晋咸康四年(338)，薛氏随夫死后葬于平阳。1896年鲸头村农民在挖掘墓穴时发现买地券，被当地乡绅陈锡琛收购。1956年由政府购回，保存于温州区（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自被发现以来，该买地券即受到重视，冒广生、罗振玉、郭沫若等金石学家和历史学家均有研究。它是研究我国古代书法艺术由篆书向隶书字体演变以及温州道教史的重要文物。
高90厘米，底部宽30厘米，厚30厘米。
2010年永嘉县桥头镇白垟村霄梵寺出土。
永嘉县文物馆藏。
这是一件浙江省境内发现的有明确纪年且年代较早的寺院石雕阿育王塔构件，同时出土的构件还有3件，分别为基座、塔身四壁之一和山花蕉叶，对研究阿育王塔图像的演变具有重要价值。此山花蕉叶呈长条三角柱形，两侧雕刻护法天王像，怒目圆睁，有圆形头光，穿甲袍，系腰带，着靴站立，或双手合十，或手举宝剑，造型栩栩如生。我国阿育王塔在盛唐时期已经出现，外形模仿印度阿育王塔，是其缩微版。五代十国吴越王钱俶毕生崇佛，铸造大量铜、铁阿育王塔。北宋佛教仍然兴盛，阿育王塔仍是极具地方特色的佛教供奉。
早在东晋太宁初年（323-325），温州就于华盖山麓建永嘉郡学（府学）。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温州知府叶温将永嘉府学迁至九星宫故址（即今老工人文化宫一带），从此，一千多年来，该地一直作为温州府学与孔庙保留至民国。从明代《温州府志》所载《温州府学宫图》，可见当时的孔庙建有大成门、先师殿、崇圣祠、仪门、棂星门等，府学有明伦堂、万寿宫、教授署、训导署、文昌阁、泮池等。从该柱础可见其为清代风格，而从其尺寸可以推想明清时期温州孔庙规模之宏大，实为本地文化地标。
纵81，横159，厚11.5厘米。
相传东晋年间，王羲之出任温州太守，官邸在华盖山麓，山麓有一口小水池，是王羲之临池作书和洗砚的地方，街坊称之为“墨池”。宋代书法家米芾游访温州，书勒 “墨池”二字。清乾隆五十年（1785）秋八月三日，温州总兵黄大谋续补“墨池”二字，并刻于石。《永嘉县志》载：“墨池，在墨池坊，王右军临池作书，洗砚于此。”黄大谋续补的“墨池” 二字苍遒有劲，飘若浮云，矫若游龙，使我们仿佛看到了“书圣”王羲之飘逸的手迹，对后世影响深远。永嘉建郡之后，东晋、南朝时期，王羲之、孙绰、谢灵运、颜延之、裴松之、萧逸、王筠、丘迟等名流学士，先后担任永嘉太守，“助人伦、成教化”，对温州的文化教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长780厘米，宽70厘米。
1960年温州市郊净水河温州市自来水厂基建工地出土。
1960年10月，温州市自来水厂扩建时，在工地中发现独木舟四艘。浙江省文管会和温州市文管会闻讯后，即派员前往清理。独木舟发现地点在市郊西山猫儿岭东北山脚，距地表2.5米，上层1.5米为耕土和灰土，下层及舟体底部均为灰色淤泥。舟内和周围地层未见其它遗物。根据现场观察分析和有关文献资料，该处原是河道与西山河相通，后被淤塞。独木舟系整木刳成，舟体方首方尾，舟首尾昂翘，内体刳得光顺，外部制作规整，厚薄过渡合理。出土时均为二舟并列，旁边还有枕木。推测应是做内河趸船之用。
生角通高21厘米。
泰顺博物馆藏。
这是一套彩绘提线木偶头像的生角、旦角和武角头像。生角、旦角头戴高冠，容貌俊俏，武角挽发，表情严肃。保存如此完整的明代彩绘提线木偶头像，非常珍贵。提线木偶古称“悬丝傀儡”，由木偶头、腹笼、四肢、线牌头等组成，高约2尺左右。 木偶头用樟木或其它纹质较细腻的杂木雕刻而成，内设机关，通过丝线控制，使眼、鼻、口、舌活动。同样，有丝绳将腹笼、四肢、线牌头等连接，表演时做出各种各样的动作，配合有相应的剧目乐曲。提线木偶以其独特的完美形象，细腻传神的表演技艺，常常博得广大观众的赞赏。泰顺木偶戏源于何时，现无证可考，一般认为是宋未，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
长196厘米，宽48厘米。
温州博物馆藏。
龙首张嘴，龙牙为木制，另插上去；隆鼻，凸额，龙角向后呈S形，角边饰龙耳，龙角下雕刻卷云纹龙须，龙身绘鱼鳞纹。内髹红漆，外髹红、黑、黄等色漆。龙脊上墨书"嘉靖五年造"。此龙首或是龙舟之首。
温州的龙舟文化历史悠久，世代流传，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温州的龙舟竞渡渊源于古代越族人对龙图腾崇拜的祭祀活动，主要是用于祈求平安和丰收。明万历《温州府志》对温州境内龙舟之俗有过描写，称：“竞渡起自越王勾践，永嘉水乡用以祈（年）赛（愿）”。另外还有宋代诗人叶适的诗词写到：“一村一船遍一邦，处处旗鼓争飞扬。祈年赛愿从其俗，禁断无益反为酷。”可见，温州竞渡至迟在宋时已很流行。
通高25厘米，长29厘米，宽18厘米。
该摆件以樟木雕刻园林为底座。园林以假山为主，六角亭雄踞山颠，玲珑剔透的太湖石布置四周，右侧一鬆皮石挺立一方。主体为黄杨木雕七个小孩嬉玩捉迷藏。空地上有一孩蒙目伸臂，欲捕捉他孩，一孩隐匿于石旁，近处有一孩忍息躲避，亭中有一孩跪栏观望，其余三孩作随机应付状。形态各异，形象逼真。雕像与底座用铁质铆钉连接固定。该摆件是朱子常的黄杨木雕代表作。
纵46厘米，横101厘米。
匾为横式，深红色漆地，从右到左刻行书“清辉”两字，并采用描金工艺填字。直书款"宸翰"，漆色稍有剥落。“宸翰”是清代帝王落款风格。。
“清辉”传说是宋高宗赵构在温州江心屿避难时所书，原文为“清辉浴光”，后“浴光”二字毁，只剩“清辉”二字。这块木匾应是清代根据原字所翻刻。
长30厘米，宽5.5厘米。
温州百好炼乳厂于1926年由吴百亨独资创建。当时英国纳司而英瑞公司出品的飞鹰牌炼乳畅销国内，占据中国炼乳市场绝大部分份额。它的商标和包装图样，在顾客中已有深刻的印象。为抵制英货，更好地打开销售市场，吴百亨决定以“白日擒雕”作为商标。商标在包装纸和文字排印及外观颜色上与飞鹰牌相似，但商标图案有明显区别：飞鹰牌图案是衔有标带的鹰，立于树枝之上，头向左作飞翔状，白日擒雕牌图案则是有一只手擒雕于烈日之下，烈日红光四射，雕向右展翼。设计这样的商标图案，既可利用飞鹰的声誉，又含有与飞鹰牌竞争的意思。商标设计好后，于1927年在南京商标局注册。经审定后，获得了“擒雕牌”炼乳商标注册证。“擒雕牌”炼乳上市后，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在1929年的中华国货展览会荣获一等奖，在1930年又荣获西湖博览会特等奖。纳司而英瑞公司看到了百好炼乳厂的潜在威胁，在1929至1930年先后两次向商标局提出异议，控告擒雕商标冒充鹰牌炼乳。这场诉讼历时四年，最后由百好炼乳厂取得胜利。这块木牌刻画的是百好炼乳厂的商标图样，悬挂于醒目处，起到宣传的作用。
长131厘米，宽126厘米，厚8厘米。
莆阳会馆是福建盐商驻温州会馆，是清末民初温州的三大会馆之一（莲花路宁波四明会馆、东门江西栈及花柳塘福建莆阳会馆。莆阳会馆周边原有一个建筑群，一个会馆、一座莆阳亭，亭后还有个天后宫，是当时福建在温州商人聚会活动和朝拜妈祖的场所。60年代，由于人民路拓宽，除了莆阳亭被移到江心屿改名为花柳古亭外，其余两座建筑拆除。这件木雕屏在内的一些建筑木雕构件被温博收藏。
木雕屏金漆木雕，外方内圆。内圆为镂雕，采用镂空的技术雕刻"唐明皇游月宫"的情景，左上一朵祥云上四个仙女，头梳高髻，肩披云肩，披帛飘摇，长裙曳地，低头注视右下屋宇中人；左下一棵桂树，树左玉兔捣药，树右吴刚仰面望天，吴刚右边应为鸿都道人，右边露屋宇一角，屋宇内有二人，应为罗公远和唐明皇。外方高浮雕卷云饰。此件布局紧凑，构思巧妙，人物、建筑、动物、植物等都刻划得栩栩如生，雕刻技法多样，是件精湛的工艺品。
高8.6厘米，口径16.8厘米，足径8厘米。
2005年上半年温州市区百里坊工地出土采集。
外翻侈口，六花瓣形，深弧腹，高圈足，平底。腹部与花瓣口对应处饰棱线。外壁髹黑漆，内壁髹红漆。外底有“温州都监衙头甘家上牢”铭文。该碗与武汉十里铺北宋墓出土的六花瓣黑红色漆碗形状接近，与同时期瓯窑六花瓣式青瓷碗有异曲同工之妙。
温州以盛产漆器著名，南宋时号称全国第一。温州本地不产漆，原料是从徽州、严州返销过来的，制作技术却是全国第一。北宋都城开封有“温州漆器杂物铺”，南宋都城临安有“彭家温州漆器铺”、“黄草铺温州漆器”。闽、浙、苏等地都出土不少带有“温州”地名款识的温州漆器，其中温州慧光塔和白象塔出土的宋代经函、阿育王漆塔，是温州漆艺的典范。元、明时期，温州漆器制作工艺仍然保持较高水平。
纵27厘米，横498厘米。
1956年龙泉县城关崇因寺大雄宝殿前的六面七层佛塔内发现。
最早记载《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的文献是南朝宋陆修静撰写的《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宋代以后，《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成为《道藏》（道教书籍的总称）经书之首。在明正统（1436—1449年）《道藏》中位列第一，为道教第一经典。
该写本是唐乾宁四年（897）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创建者钱镠的重要将领诸葛福请人为他的母亲抄写，最初供奉在通玄观里，共保存了4497字，比《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斯63号》写本（存2550字）多了1947字，更加完整，见证了钱镠统一两浙的历史。后来该写本入藏崇因寺，这种道经入藏佛寺的情况十分罕见，为研究浙南地区佛、道信仰风俗提供了宝贵资料。
纵19.5厘米，横17.5厘米。
1965年温州市郊南白象白象塔出土。
活字印刷是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2014年，韩国在索契冬奥会闭幕式上的宣传片提出“韩国人发明活字印刷”观点。听此新闻，温州博物馆淡定地向媒体出示了这件《佛说观无量寿佛经》。该佛经残页是1103年前后的北宋泥活字印刷本，比韩国宣称的最早印刷品——1239年印刷的《南明泉和尚颂证道歌》早了一个多世纪，是迄今发现存世最早的活字印刷品。
该残缺佛经，可辨认者计166字，是《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四观至九观部分。宋体字，字体小而草率，长短大小、笔划粗细不一。字布列较密，有的几乎首尾相插，如将“一一”印成“=”；字行回旋萦绕排列，似佛像袈裟悬垂的衣纹，在回旋转折处出现倒字现象，如“皆以杂色金刚”的“色”字横卧；有句子中间出现一个或三个“○”号，如“有无○量诸天，作天伎乐”；有漏字现象，如第六观中，脱漏“其楼”和“名”三字。文面字迹可见轻微凹陷，具有较为明显的活字印刷特征。
残高约21厘米，残宽约19厘米。
1994年龙湾区国安寺石塔发现。
1994年，龙湾区国安寺石塔落架大修，发现了一幅北宋时期的木刻套印版画《蚕母》。根据同时发现的碑刻记载，推测为北宋元祐(公元1086-l093)年间或稍早时间的印刷品。虽然局部残缺，却是迄今为止现存最早的民间彩色木刻套印版画文物。
《蚕母》为木刻版画，阳文刻版，用浓墨、淡墨、朱红及石绿四色套印。画面左侧为蚕母，头梳高髻，面颊丰满白皙而带红晕，柳眉细目，身着宽袖对襟上衣，肩搭石绿色披帛。神态悠然，衣纹飘逸，妆饰与唐、五代妇女相近，线条流畅，显现出娴熟的刻版刀法技巧。右侧有蚕茧满筐，筐沿圆珠带点纹一周，筐壁饰重瓣莲花纹，筐下为座，装饰吉祥图案。画面较为完整地反映了北宋时期蚕神的形象和蚕茧丰收的情景。左上方的长方形框内书“蚕母”两字。蚕母是江浙一带蚕农奉祀的蚕神。近代在当地民间流传的刻有各路神仙的纸马神像，其中亦有蚕母像，多在“祭蚕神”“谢蚕神”的民俗活动中使用。温州历来是蚕桑业发达地区。南朝宋郑缉之《永嘉郡记》载“永嘉有八辈蚕”，即温州养蚕通过低温控制技术，使蚕一年八熟。北宋温州蚕桑业已成为重要的手工业。
纵15.5厘米，横19.5厘米。
该书板是一九六三年十月温州区（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补刊藏版、杭州古籍书店重印《真腊风土记》的书板，参照了清道光九年（1829）瑞安许氏巾箱本《真腊风土记》的样式。
周达观（约1266－1346年），元代地理学家。自号草庭逸民，温州永嘉人。元贞元年（1295）由温州港出发，奉命随元使赴真腊（今柬埔寨）访问，次年来到高棉帝国的首都吴哥，领略到帝国最后的辉煌岁月。在该国居住了一年许，至大德元年（1297年）返国。回国后，据所见闻，著《真腊风土记》，详细描述吴哥王朝的政治、经济、地理、风俗、宗教和建筑艺术，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吴哥文化的直观记录，是珍贵的国际历史文献，有法、英、日文等多种译注本。书中所记之都城，即今柬埔寨吴哥窟。该书记述了13世纪柬埔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反映这一时期柬埔寨社会最重要的著作。同时，书中也记述了温州漆器在柬埔寨广受欢迎的情形。
纵31厘米，横252厘米；前段残纵31厘米，横80厘米。
该诰命为明代丝织品，前部残断。织锦质地，以棕黄、金黄、淡黄、深蓝等色相间，满织祥云、飞鹤图案，楷体墨书诰文，内容为追赠张璁为太师，谥号文忠，诰封时间是嘉靖十八年（1539）闰七月初四。诰命末尾钤朱文篆书方印“制诰之宝”。 张璁（1475－1539），字秉用，号罗峰。永嘉永强三都普门人。世宗特赐名孚敬，字茂恭。人称张阁老。嘉靖元年进士，擢礼部观政。嘉靖七年（1528）晋升为首辅。嘉靖十八年病逝于家乡，哀荣备至，嘉靖皇帝特赐诰命以为“追崇之典”。著有《礼记章句》《大礼要略》《奏对录》《罗山文集》《嘉靖温州府志》等。张璁以议大礼而骤显，入主内阁，秉政期间，力图革新政治，严惩贪风，清除勋戚庄田，开启嘉靖初期中兴局面，为万历年间张居正改革奠定了基础。
纵137厘米，横64厘米。
“夜夜潮声惊客梦，霜钟更向五更撞”，扬州郭钟岳在温任职近40年，擅诗精书的他不仅在温州留下百首《瓯江竹枝词》与众多书法、题刻作品，还在1879年绘制了《浙江温州府海防营汛图》。此图采用传统山水画技法，上北下南，描绘当时温州境内岛屿、港口、洲渚、城池、山川等地貌，包括洞头百余座岛屿一一绘出，军队驻防分营、汛、关、堡和出海航道，清晰可见。结合题跋我们可以获得当时温州各县军事布防、地理地貌、岛屿与海岸线的变迁、地名与县境的变化以及山川走势等信息。目前，常见的温州古代地图有明万历三十三年温州府境图、清乾隆二十七年温州府境全图、清光绪八年城池坊巷图和民国二十六年城厢街巷图，所画范围均局限于“城墙里面”，唯有此图能反映温州全域地形。
纵44.2厘米，横136.8厘米。
该答卷经折装，首折上写有名次，盖有官印，接着有陈黻宸的年龄、籍贯以及前三代姓名等内容，之后为殿试正文88行，满行24字，约2000字。
中国科举制度创始于隋朝大业二年（606），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绵延存在了1300年。明清时期士子要经过童试（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才能取得进士资格。
陈黻宸(1859-1917)，字介石。瑞安人。早年在温州书院任教，后到杭州养正书塾任教。主编《新世界学报》。光绪二十九年进士，授户部贵州司主事、编书局编纂、两广方言学堂监督、浙江谘议局议长等职。武昌起义爆发，认为“清之天命尽矣，革命军必成!”曾和汤寿潜组织民团响应。杭州光复后被推为民政部长，不久辞职回温。1912年初，在温州组织民国新政社，发刊《东瓯日报》。后任国会众议员、北京大学文科史学和诸子学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培养了冯友兰、马叙伦等学生。
纵25.9厘米，横7.0厘米。
弘一大师，俗名李叔同（1880—1942），是我国新文化运动早期活动家、佛学大师。于绘画、音乐、戏剧、诗词、书法、金石等都有很深的造诣。郭奇远（1876—1940），名弼，瑞安人。1901年考入南洋公学，与李叔同、邵力子等为同班同学。
1921年，出家三年后的弘一大师在温籍名士周孟由、吴璧华的延请下来到温州，驻锡庆福寺，居温首尾十二年，与温州结下很深的因缘。弘一大师在温州期间，潜心佛学，整理撰成《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对弘扬律宗起着重要作用。此信札写于1923年7月7日，当时弘一驻锡庆福寺，信中对篆书、印和印泥发表自己的看法，并探讨了佛教著作，开具介绍函，反映出弘一对待同学的热情、细心与周到。
黄庆澄（1863—1904），字源初，一作虞初、愚初，号寿昌老人。平阳县慕贤乡黄车堡(今属苍南)人。早年师事孙诒让、金晦。光绪十五年(1889)，黄庆澄于上海梅溪书院任教习。次年中顺天举人。1897年7月，黄庆澄在温州府前街创办《算学报》月刊，这是我国自办最早的数学普及刊物。第2期起在上海新马路梅福里设分馆，此后移到上海出版发行，被视为“中国……科技刊物的肇始”。清末民国温州地区还开设了瑞安学计馆和天算学社，提倡学习数学和注重数学教育，形成了温州社会重视数学学习的风尚和传统，为孕育现代温籍数学家群体打下了基础。
通高17.0厘米，口径16.0厘米，底径11.5厘米。
我国古代应用锡的历史悠久。早在商周时期，人们已经开采冶炼锡矿。但是，锡器的真正兴盛和广泛应用是清末民初。这件锡暖锅制作十分精美，盖顶安伏狮钮，腹部置对称变形双龙系，双层瓜棱腹，錾刻鱼子纹地花鸟纹和连体卍字纹。根据底部的吴恒吉款，可知是清晚期瑞安锡器知名品牌产品。
“吴恒吉”字号的锡器店铺开在瑞安城区南大街，店主吴阿棉。他制作的锡器，外表花纹图案均为手工制作，工艺精细，构图巧妙，风格独特。曾两度参加国际性博览会展出，宣统二年参加南洋劝业会获褒奖，民国四年参加美国巴拿马博览会获四等奖。因此，这件锡暖锅是温州锡器行业的代表产品，反映了清晚期温州锡器制造的盛况。
像高60厘米，座高4厘米。
1965年温州市郊南白象街道白象塔一层四面发现。
此像石绿色高髻，华冠，双耳垂肩，饰花形耳珰，耳后二绺垂髻和缯带披垂于肩上。眉清目秀，面部丰腴。身穿大红描金菱格纹覆肩襦衣，右胸袒露，外披赭红色袈裟；项饰璎珞，双手相插腹前，下着白色菱格纹罗裙。跣足，亭亭玉立于仰莲上。菩萨体态轻盈，神态闲适自若，各部分比例适度，透视准确，线条圆润流畅，表现了典型宋塑特征。此彩塑观音菩萨立像与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彩塑观音菩萨立像为一对，是这批彩塑中的精品，同为国宝级文物。
长18.2厘米，宽11厘米，高9厘米。
解放初温州文物部门向李辅耀后裔征集。
这是一件与南宋温州文化名人王十朋有关的文房砚台，属于抄手淌池门字式端砚。墨堂长方形，墨池边缘微凸。砚背抄手处雕三十六根星柱，顶端露出石眼。砚首侧面和左右两侧面均刻满铭文，内容是宋高宗御铭诗、王十朋记录赐砚的题记以及颂扬赐砚的唱和诗。
王十朋（1112-1171），字龟龄，号梅溪，乐清四都左原梅溪村人，南宋著名政治家、诗人和爱国名臣。绍兴二十七年（1157），以“揽权”中兴为对，中进士第一，被宋高宗亲擢为状元。官至秘书郎。以名节闻名于世，刚直不阿，批评朝政，直言不讳。相传该砚即是宋高宗亲擢状元时，为示恩宠，特赐给王十朋。
该砚入归温州博物馆收藏的经过颇具故事性。据杭州丁立诚《小槐簃文存稿》记载，辗转近六百年之后，该砚被杭州小山堂藏书楼主人赵昱所收藏。清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李秀成部攻陷杭城，典章文物经历浩劫，砚台下落不明。光绪五年（1879）韩鹤轩监督兵丁疏浚南湖，无意间发现该砚，已断为两截。当时，湘阴人李辅耀任杭嘉湖道台。1896年，他从韩鹤轩处购得该砚，视为奇珍异宝而庋藏，改书斋名为“宋砚斋”。光绪三十三年（1907），李辅耀奉调任温州盐厘金局监理，任期很短。解放初，温州文物部门得到线索，从他的后人处征集该砚。
长54.5厘米，宽9.2厘米。
该笏板用象牙削制而成。自然弯曲，上小下大。笏身为平板，有弯曲度，与象牙的曲度一致，泛自然的牙黄色，通体素面光滑。
商代开始到明代，文武大臣朝见君王时都要手执朝笏。用玉、象牙或竹木制成，依官阶区分，是官阶地位的象征。周代礼制规定：诸侯上朝执牙笏。明代规定，四品以上官员执牙笏，五品以下官员执木笏。执笏的用途首先是作为礼仪之用，对皇帝表示尊敬。其次是记载大事，主要记录君命或旨意，也可以将要上奏的内容记在笏板上，以防止遗忘。徽州有民谚曰：“槐塘卖朝笏，不知来和历”。
纵100.5厘米，横30.2厘米。
瓯塑，俗称堆漆、油坭塑，是用桐油和坭碾细合成为原料，运用堆塑技艺的手法来装饰寺院、庙宇门壁和民间嫁妆品等，是温州独有的民间艺术。它可能源于汉代，由传统漆器艺术中的堆漆工艺发展演变而来。清末民初，温州堆漆名艺人谢新宝将漆灰材料改成油灰材料（采用桐油加自然原色的白坭，或黄坭合成），始称为油坭塑。为区别于其他传统堆漆工艺，1959年温州市人民政府正式将其命名为“瓯塑”。它与“黄杨木雕”“东阳木雕”“青田石雕”并称“浙江三雕一塑”，于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两块面板原位于床前，起围合空间的作用。面板的上部图案为戏曲人物故事，下部图案为渔樵耕读图案。渔夫、樵夫、农夫与书生是农耕社会主要的职业人群，代表了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渔樵耕读图案体现了隐逸文化，表达了对田园生活和淡泊人生的向往。
纵8.2厘米,横10厘米。
林夫(1911—1942)，原名林裕，字宽如，浙江苍南林家塔村人。出身贫寒，1930-1932年进温州瓯海中学学习。1932年秋，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M．K木刻研究社。30年代中，鲁迅倡导新兴木刻运动，林夫是先驱者之一，名字载入中国现代版画史。
1932年秋，林夫经艺友介绍，在上海“野风”画院结识了鲁迅先生，得到先生的指导。1938年之后林夫与郑野夫（温州人）、杨可扬（遂昌人）、金逢孙（丽水人）等众多木刻艺术家活跃在浙江各地，后来返乡被捕，牺牲于重庆集中营。据林斤澜的回忆，林夫不善言谈，嗓音沙哑低微，“总是静态”，以至于身后47年才得到组织平反。木刻版画《伏击》描绘游击队员伏击的场景，从云层压抑的背景以及人物黑色的身影看，应为凌晨时分，数名戴草帽的队员屈身蹑行，草树作逆时针方向弯曲，与人物形成逆风而行的动态的张力。
上衣长75厘米，两袖通长199厘米,下裙长96厘米,宽82厘米。
该甲胄为礼仪铠甲，头盔顶缀一颗红珊瑚珠，插雕翎。盔体铜质，有前后梁，盔体下面有护项、护耳，用织金锦和镂空鎏金铜片制成。前额有一外突护檐，中间镶嵌一颗红宝石。蟒甲服圆领，对襟，马蹄袖，织金锦面料，内衬棉、纸、麻布，黄绸里子。表面均匀钉鎏金铜泡钉，前胸、后背、两肩用平金绣双龙纹，马蹄袖正面用金线绣云龙纹。前胸、后背正面嵌金属护心镜。衣缘钉铜质小蝙蝠一行，镶滚蓝白相间丝带。另有腿甲、护心、护背、护肩、护肋，均镶缝鎏金铜镂空饰件。另配鲤鱼形弓囊和马鞍形箭囊，白色牛皮制成，装饰精美。
林正阳(1800-1858)，字振运，号昼堂，玉环县城关西青街人。清道光初年投军，历任守备、参将、副将、总兵。长期驻守定海、黄岩、玉环、瑞安、镇海、乍浦等海防要地。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正阳任定海营守备，建议筑土城以固防御，为总兵葛云飞采纳。次年，城刚筑成，英舰即大举再犯，正阳随葛云飞等率守军5000人英勇抗击，英军伤亡惨重。不久，英军分水陆两路夹攻。终因敌强我弱，定海再陷，正阳重伤。咸丰七年(1857)受封为武显将军，署黄岩
长160厘米，宽110厘米，高120厘米。
2015年温州博物馆征集。
该弹棉机外形像一个长方形木箱，却是我国最早的铁木结构弹棉机，内有三个大的带刺铁滚轮，以圆形转轮相连。工人用脚有规律地踩踏前方踏板，带动铁滚轮，把棉花弹蓬松。操作方便，每天能加工棉花70多斤，较当时手工弹棉提高效率10多倍。
发明者李毓蒙(1891—1961)，字步号，出生于瑞安东山车头村农家。13岁拜师学裁缝。1916年成功发明铁木结构脚踏弹棉机。1917年，李毓蒙制造棉絮机器厂正式亮牌，这是温州首家机械制造企业。李毓蒙给弹棉机的商标品牌取名“双麒麟”。随后，他成功申请专利和注册商标，频频参加上海总商会第一次展览会、浙江西湖物产博览会等全国性商品展览会，荣获优等褒状及奖章。1925年，李毓蒙与项荫轩、吴银泉等工商界人士联合创办温州毓蒙铁工厂，加速了温州近代民族工业产业的集聚与崛起。
纵100.5厘米，宽88厘米。
黄包车又名人力车、东洋车，是一种用人力拖拉的双轮客运工具，源自日本，约1870年创制。为引人注目，招徕生意，车身涂黄漆，故名黄包车。它最早出现在上海。1904年，教育家孙诒让给温州知府王雪庐、永嘉知县程子良写信， 认为“东洋人力车费省事轻”，建议引进和推行人力车。后来由他出面劝说殷商富户从上海购回数辆铁皮木轮单座人力车。车购回后，他率先乘坐，从五马街沿南大街、打锣桥转向府前街、四顾桥，在城内兜了一个大圈。市民无不啧啧称奇。据有关资料，温州自引进人力车后，立即仿制50辆，1918年已达150 辆，两年后增至 600辆，1936年发展到 5000余辆。黄包车的引进，在历史上起到了改善交通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纵21.5厘米，横10.4厘米。
1898年8月13日，谭嗣同应召入京参政前，曾在上海向宋恕等辞行，此名刺即此时所写。宋恕为之送行，再三讽以时局之难，劝谭不如早归。但谭嗣同认为自己精研佛理，“素能打破生死关头，慨然见上，纵论时弊”。六君子死难后，宋恕悲痛万分，作《哭六烈士》七律四首，首哭谭嗣同：“悲哉秋气怨扬尘，命绝荆南第一人。空见文章嗣同甫，长留名字配灵均。英魂岂忍忘天下，壮士终期得海滨。遗恨沅湘流不尽，何年兰芷荐芳春。”高度赞扬其英雄行为。。
宋恕与谭嗣同思想相通，意趣相投。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和维新志士，“戊戌六君子”之一。宋恕与谭嗣同于1896年4月6日在上海格致书院认识，9月25日，与谭嗣同、梁启超、孙宝瑄、汪康年等7人前往光绘楼照相，“轻松自如，神采飘逸，被称之为‘竹林图’”。 交往中，谭嗣同对宋评价很高：“兀者中分通国士，卑之犹可后王师”，并将和诗书于折扇相赠。
陈虬（1851—1904），字志三，号蛰庐。瑞安人。光绪十五年举人。他是著名改良派思想家，积极投身维新变法运动，率先提出创设议院的主张，著有《治平通议》，提出“欲图自强，首在变法”，变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又是造诣深厚的中医师，于光绪十年创办全国第一所新式中医学堂——利济医学堂，使其成为浙南维新派的重要据点。为附设医院，自任主讲，编《利济教经》，使其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的新式医学教科书，培养了许多著名中医师。又创办《利济学堂报》，使其成为以中医为特色兼及时政、农学、天文学、数学的综合性半月刊，以推广发扬中医事业，兼介绍中西一切学术，提倡学术争鸣和力图富国强民为办刊宗旨。陈虬与宋恕、陈黻宸合称“东瓯三先生”。
长11厘米，宽9厘米。
1929年，浙南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大灾荒，而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却有增无减。这年11月，永嘉西溪一带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在这种形势下，当时的中共中央军委按照中央巡视员金贯真的建议，于1930年3月初派军事干部胡公冕回家乡组织红军。5月初，各地红军游击队相继集中到永嘉枫林整训，宣布浙南红军游击队统一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正式成立红十三军军部，胡公冕任军长，金贯真任政委。红十三军是中央军委编入正式序列的全国14支正规红军之一。
红十三军军部建立后，以各地游击武装为基础，先后建立了三个团。随着武装斗争的不断发展，红十三军最盛时全军拥有6000多人。红十三军的旗帜在浙南各县高高飘扬，在他们坚持斗争的前后4年中，活动遍及浙江南部的温州、台州、丽水和金华地区的20余个县。英勇的红军战士打平阳、克缙云、袭瓯渠、战温岭、攻壶镇，历经大小战斗百余次。东海之滨、瓯江两岸到处留下他们神出鬼没的足迹。红十三军的活动给反动统治者造成了极大的威胁。然而，红十三军毕竟太年轻了。没有巩固的根据地，敌我力量悬殊。1930年9月，红十三军因敌强我弱，在敌人的进攻中大部失散，余部转为零星的游击活动。1935年11月，红十三军余部加入红军挺进师。在历时四年的斗争中，全军牺牲1500余人，团以上干部几乎全部殉难。
纵61，横21.5厘米。
板上刻着二竖行阳文宋体美术字，上涂有蓝色颜料，用于印刷标语。
1924年8月，中共中央派谢文锦回家乡温州筹建党团组织。12月，中共温州独立支部在城区侯衙巷新民小学成立，这是浙南地区最早建立的中共组织。1930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在永嘉宣告成立。1932年5月，红十三军受挫失败。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在师长粟裕、政委刘英率领下进军浙江，创建浙南游击根据地。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了渡江战役，迅速突破国民党军队的江防，解放了南京、杭州等地。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温州党组织积极响应，印发传单、标语，号召浙南人民武装起来，迎接解放军主力渡江南下，终于取得温州的和平解放。
长3.12米,宽1.37米,高1.33米。
温州市物资回收公司捐献。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温州的大街小巷流行一款意大利产的菲亚特出租车。因其造型别致新颖、车身小巧玲珑，很好地适应了当时温州相对狭窄的道路空间，它不但给广大市民和旅客出行带来便捷，而且随招随停、自如往来街头巷尾，犹如一只只彩蝶款款飞舞于绿荫丛中，成为东瓯古镇一道亮丽的交通风景线。市民们亲切形象的称其为“飞蝴蝶”。把乘坐出租车叫做“坐菲亚特”。 无处不见的菲亚特效应给各地来温州的商户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激发了本土作家张思聪的灵感。他以菲亚特为主线，创作了具有全国影响的《喂，菲亚特》一书，通过“菲亚特”反映温州人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下，白手起家，创新创业的感人故事，真实再现了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人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改编后的同名电视剧先后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等。 1994年后，随温州城市经济和城市交通的发展，曾经风生水起的菲亚特出租车，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开始逐渐分期分批退出市场。从此，菲亚特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坐菲亚特”像一道年轮刻录了温州的一段难忘的创业史，可以说，它是温州小商品大市场的生动见证物。